我的忏悔（1 / 2）

我的忏悔

2018-04-15 作者： 王克明；吴思

我的忏悔

杨健

杨健，男，1952年生。1969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现为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导。著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1992）、《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1998合著）、《中国知青文学史》（2002）。

近几年，我常为当年所做的错事折磨，有时深夜醒来，就不能再入眠，我无法解除沉重的负罪感。负罪难脱的人是悲惨的人，如果永远不得解脱，同活在地狱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忏悔才能得到救赎，也曾考虑对受害者及亲属进行道歉的可能。当前出现的“忏悔”论争，使我意识到对个人的侵犯，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侵犯。私人化的过失忏悔，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但是作为一种带社会性质的犯罪，进行公开忏悔是一种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我愿意公开地忏悔，以证明我的诚意，从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救赎。我打算发表这篇短文，或是上传到互联网上。对于具体受害者，则等待私人化的机会进行谢罪。

1966年，我还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但是作为一个“红五类”，我积极地投入了“文革”运动。我曾满怀热情跟随一些中学红卫兵参加了“鬼见愁”对联的辩论会，支持过“血统论”，还追随他们参加了“红八月”的抄家活动，并有过两次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我参与的所有抄家中，性质最严重的有三次。

其一，参与抄“大右派”章乃器的家。这次抄家有机关造反派、中学红卫兵，我只是一个追随者，但是在最初却扮演了打先锋的角色。我参加了对章先生的围攻，喊过口号。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对章先生进行身体伤害。抄家没有结束，我因为学校有事就退出了。

那年杨健13岁。

其二，抄一个资本家的家，地点在史家胡同幼儿园边上的一个院子里。我当时是一个小学红卫兵的头头儿，带着几个小学生接受一些中学红卫兵的领导。我在这里有过两次加害行为，一是对无辜者抡皮带。我所受的家教是相当严格的，是不允许打人的，这些教养多少挽救了我，使我当时抡皮带只是摆样子，并没有真用力打。一是用水戏弄恐水病患者，几个红卫兵把她绑在椅子，试验她是否怕水，我围观和插手了这一残忍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