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忏悔（2 / 2）

其三，抄一个市民的家。地点大约在南小街的一条胡同里，是一个两口之家。他们是普通知识分子，看上去像小学教师。当时有三个红卫兵组织在场，抄出几十张唱片，有圆舞曲、外国民歌。女主人因为丧失了心爱的唱片，悲痛欲绝地叫喊起来，她的丈夫极力去安慰她，这一场面使我受到强烈震动。

抄家本身是一种严重的暴行，特别是我担当的职务，领着组织成员去抄家，所承担的罪责更大。我对组织成员也有失责的罪过，以我当时的身份如果能有所觉悟，本来是可能警戒或阻止相当一部分小学同学犯罪的。

在“文革”后期，保守派红卫兵失势后，我父亲所在机关的造反派们，开始以革命的名义整肃“联动”和“流氓”。我作为一个小学生处于批判运动的边缘，但也曾迫于压力，怯懦地在批判会上对一个邻居（初中生）做过批判发言，尽管这个人事后宽恕了我，还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但是我至今无法原谅自己。

章乃器先生已经去世了，在这里我向章先生的亲属，以及自己曾加害的人们表示道歉。我准备接受来自社会方面的追究和审判。

回想自己在“文革”运动中的心态，可以说是相当幼稚、愚蠢，甚至是昏乱的。当年自己14岁，对人生、社会和政治的知识极为肤浅，灵魂还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参加运动的动机其实比较简单，作为“阶级路线”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接班”充满了向往，令我激动的是能以一种优越身份参与一场富于浪漫色彩的革命。我的“革命”动力，除了领袖崇拜，也有利益驱动，只不过当初自己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时的我既没有思想，也缺乏判断力，甚至不具备真正革命者的勇气。我只是一个准备去革别人命的人。

回首我的过去，我看到的是一个渺小、丑陋的形象。就在那一刻，我的命运已经被确定了。作为一个对自己行为缺乏责任感，对自己无法负责的人，却去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其结果必然是可悲的。

我知道，悔罪的话语是苍白无力的。忏悔与灵魂自救有关，但对已犯的罪行无补。用血写的罪，不能用墨来补偿；用行动加害的罪，不能用道歉来补偿。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切实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呢？只有用己血来洗他血，以己泪来抵他泪，以义举去抵偿罪行。所以不仅要忏罪，还要设法抵罪，以各种方式补偿社会。

我现在知道只有用善行来抵消恶行，才能切实地疗治心中的愧疚。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道路。我鼓足勇气踏上这条路，以求得到获救的希望。虽然救赎之路对于我来讲，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但是我知道，只有走上这条路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人的生活，才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我知道无论我是否向受害者进行了请罪，如何谢罪，是否得到宽恕，我的罪也是永在的。我的负罪感不会减少。我必将负罪而行，直到死亡。我并不因此而沮丧，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宿命，这就是我的人生。

由于我的灵魂欠缺力量，我知道自己的忏悔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我的反思也许仍然掺杂有文过饰非的因素。我的救赎之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