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经历（2 / 2）

韩桂英家住舜井街南段路西一个院落的三间西屋，抄家时她不在，只她母亲在家。当天我们在她家也没抄出什么东西，就要结束时，一个外班的同学手里拿的棍子不小心拨拉到了挂在堂屋正中墙上的**相框。相框掉到地上啪的一声摔碎了，那个同学当时还有点儿惶恐——户主再反动，你也不能把他家里**像砸了啊。他像是掩饰似的，赶紧蹲下，清理碎玻璃，打算把里面**像取出。就在他把**像往外拿的时候，发现了后面藏的蒋介石相片。

蒋的相片共32张，比现在5吋彩照小些，有戎装照，也有便服照，码了4沓，夹在**像与相框背板之间。那时代只是电影里才有一闪而过的蒋的形象，我们也不真切地清楚蒋的形象，因而也很好奇，拥到一起，都想仔细瞧瞧蒋究竟是什么模样。但相片立即被高年级的红卫兵收走了，说是（反动的东西）不能扩散。不管怎么说，这下无意当中坐实了，韩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去了。

韩桂英她母亲立时就挨了打，被扇了耳光，拳打脚踢。原本抄家都要结束了，这下大家又来了劲，重新把她家翻了个遍，并且这次就没个好了，看什么不顺眼，啪嚓就给摔了。我也顺着那个思路看别的相框后面有没有东西，将墙上大概是韩桂英奶奶的一位老太太的相框，一棍子砸下来摔碎了，在相片后面露出来4沓10元面值的现金，数了数一共是200块，被我们抄走了。韩桂英家院内有一口井，全院住户都打井里的水吃。我们问韩桂英母亲里面藏没藏枪？藏没藏电台？她母亲嗫嚅着说没有。我们自然是不信，却也根本不用脑子想想，枪支电台泡在水里算个什么保存法！找了长竹竿往井底扒拉，院里其他住户也不敢多说话，任由我们折腾。可除了一只掉了底的铁筲（水桶），什么也没捞上来，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在抄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炫耀的口吻跟别人吹嘘这段“传奇”，虽然“首功”不是我的，但我抄出了200块钱，是“第二大功”！若干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文革”中干的最缺德的一件事。

抄韩桂英的家的理由，是她出身资本家。她父亲“文革”前是济南明湖照相馆经理，据说新中国成立前这照相馆就是她家开的。抄家后我还专门去明湖照相馆看过。明湖照相馆是泉城路（“文革”前称院西大街）上一处门头平房，约有四五十平方米，分为营业和拍照两个区间，用拉帘隔开，还有一个里间做暗室，不知有多大。工作人员不过七八人。想来新中国成立之前韩桂英父亲经营时，顶多雇用两三个帮手，也许就带一个徒弟，这情形搁现在也就算个个体经营者。她家存的蒋介石照片，估计是当年给客户洗印照片富余，出于职业便利而留存的。这与有现行行为的犯罪是不同的，按照《刑法》是无罪的，即使按当年恶法“公安六条”（1967年1月颁布）来衡量，仅仅“保存蒋介石照片”，也不能构成反革命罪。还有，“文革”初像韩桂英父亲这样老职工工资顶多五六十块，要负担一家老小的生活。那时大多数家庭都属于现在所说的“月光族”，往往没到下月发工资就没钱了。200块相当于他三四个月的收入，也可能就是他的全部存款。当年一辆自行车一百五六十块，不是多数家庭所能拥有，条件略好家庭一个月存个3块、5块，要攒几年才能买得起。200块钱就这样被没收了，毕生的积蓄被全部剥夺，我真不敢想象后来她家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被抄家后，我没见韩桂英再去过学校，因为去学校她抬不起头。后来我们班拍的毕业照，也没有她。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捉弄高邻

恶作剧本是孩童顽皮的特征，历朝历代任何国家地区的孩子都可能做得出来，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段对特定人群实施恶作剧，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欺侮不能还手的弱者，体现的是人性之恶。“文革”时我家住的山东省政协大院内，有许多民主人士，“文革”初他们遭了难，而我又在此时捉弄他们，加重了他们及家属的困厄。

周志俊先生是著名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曾担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初他家被抄后，卧室窗玻璃破了一角，糊上了报纸。我曾好几个夜晚与伙伴一起，用缝纫机线轴绑上皮筋做弹弓，劈开冰糕（竹）棍一端，夹着小鞭炮作箭，穿在线轴孔中，点燃后捅破报纸射进去，使他和家人在沉睡中受到惊吓，我们则乐不可支。

还有一位宋文田先生，是留美硕士、著名水利学家，为山东人民，乃至河南、陕西、四川人民治河修桥，兴利避害，干了不少好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水利厅厅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改任省政协常委。我曾多次与伙伴夜晚潜入他家门前葡萄架下偷葡萄，偷吃之后扒他的窗户往里偷看，往往见他还在台灯下看厚厚的英文书，嘴巴翕张不已，喃喃作声。我们把脸紧贴到窗玻璃上扮怪相，然后敲玻璃。宋文田先生系老知识分子，看书非常专注，这样下意识地回身一看不免吓一大跳，我们则坏笑着跑掉。宋文田先生对人，尤其是大院里的孩子非常和善，我们却这么捉弄他，实在是作孽！

杜大中先生原是国民党军少将，后随军起义，“文革”前任省政协常委。那时住的是平房，家家门口一侧檐下都接有一间一面坡的小房作厨房，这厨房没有门，敞开的。一天半夜里，我与伙伴悄悄潜入杜大中先生家厨房，将油、盐、酱、醋等全和在一个盆里，让他家没法再用，只得倒掉。这个瞎包事（坏事）的“主谋”和“主犯”，都是我。第二天，杜大中先生的夫人不知怎么猜到是我干的，找到我母亲告状，我还拧着脖子死犟，不肯承认。

在“文革”初，人性扭曲变得正常。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一部分人——包括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女——心理狰狞的一面被激发了出来，以欺压、折磨人为业、为乐；居于社会被统治地位的一部分人——包括被打倒的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统战对象和黑五类子女——只得在高压下就范，对于暴力残害束手就擒，逆来顺受。恶性循环的结果必定是罪孽膨胀勃发，恶行习之为常。就我个人而言，可能还有已不能刺激我记忆神经的瞎包事尚未交代忏悔，每忆及此，则不胜惶恐！

罕见的抗争者

“文革”中山东省政协机关造反派打人是非常普遍而又厉害的，据说是上至厅局级干部，下至公务员（那时机关公务员属于勤务工人），无不动手，出手必狠，凡经批斗者无人能幸免，以至于一位副秘书长先是造反，也参与打人，以后自己被揪出，自知活罪难熬，夫妇俩一起上吊自杀。还有一位处长，被诬为“叛徒”，不堪毒打，也上吊自尽了。但也有人在残酷批斗中不屈服，不自污，他们的表现或机智或坚强，在黑暗的日子里透露出光亮，传递了希望，令人钦佩！

揪斗1926年入党、时年已70岁的山东省政协副主席邵德孚先生后，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广播了批斗纪实，其中邵德孚先生的“×××（是一位也已年过70的党员驻会常委，后来也被揪出批斗，并遭殴打）你打呀！你打呀！”之语，是他们为批邵德孚先生“不老实”而引用，却使得邵德孚先生面对强暴顽强抗争的形象隐然可见。

章培先生是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的长兄，抗战后曾任陆军大学机甲战术系中将主任兼第四期将官班主任。1927年他任浙江省省防军第六团团长期间，放走了列入逮捕名单的弟弟章秋阳等12名**员，其中有周恩来（又一说为陈云）。1949年章培先生参与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战史组长、装甲教授研究会第一副主任。一次周恩来参加学校活动时认出了他，主动跟他打招呼，当众对他当年救命之恩致谢，这令章培先生十分感动。1958年章培先生被打成了右派，后任山东省政协常委。1967年初夏，政协机关造反派斗起了他，且做法极其野蛮。一天傍晚，在机关后院高台南面，我们正在玩耍，四五个造反派不知为何喝住了正欲回家的章培先生，没说几句话就开始了暴打。有人啪啪啪啪，连续正反抽他耳光，只见他胸膛挺直，纹丝不动，一声不吭，头被抽打得来回摆动。接着又有人从后面猛地一脚踹在他小腿上，他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狠狠地栽倒在地，但立即又爬了起来，笔直地挺立着，任由造反派继续暴打，没有呻吟，更不求饶……

虽然此前我动手打过老师，也见识过不少红卫兵打人的场面，但像这样毒打老人的情景却还是头一次见。章培先生那年已经74岁，遭一帮正值青壮年，受党派遣做统战工作的党员干部当众暴打，令围观的我们看得心惊肉跳，没有一个人敢出声。时间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我相信，当年在场的孩子中仍会有人清晰记得这一幕的。章培先生的气概，那个时代只有电影、小说**产党员受刑上法场才有，而国民党无不是贪生怕死的样子，可我们却亲眼见到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被一帮人毒打也如此坚贞不屈，与我们头脑里固有的认识全不相同，故而印象深刻。

这次暴打之后，曾听得一造反派悻悻地说：章培给周总理写了信，周总理打电话给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杨得志派人找了来，不让打他了云云。据说，章培先生给周的信中写道：“我不求你们像我当年对你们那样。我已是70多岁的人了，只请你们按照你们的俘虏政策对我！”不卑不亢，义正词严，不是讨饶，更像是斥责。即使这样，没过多久，章培先生还是又被当众痛打过一次。

反思与忏悔

大约是在1966年8月，社会上流行起一副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完全颠覆了以前公开宣传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从我个人来讲，感觉不过是把以前只做不说的事情公开化了。早在1964年和1965年，政协大院有两位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的孩子参加高考，都落榜了，被分配到青海支边和郊区农村插队，政协机关还曾分别为他俩开过欢送会。还记得会上他们不情愿又无奈的表情，难以掩饰，勉强挤出来的笑容是那么不自然。院里大孩子告诉我，他们“出身不好，考得再好也没用！”所以血统论对联，对于我这个没有多少知识又自以为站在真理一边，头脑发热血脉偾张的毛孩子，就不能不像打了鸡血似的狂躁，渴望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功立业”。看着相熟相好的同学受难，我也曾心有不忍，也曾心里不柱壮（不踏实），却又随即暗自庆幸自己不是生在他们那样的家庭！接下来不管我们红卫兵怎么胡作非为，打人、抄家、烧书、砸文物，等等，中央对我们都是支持的，尽管《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说法，但各级党政、公检法对于打人打死人的事当场不制止过后不追究，那还不是纵容？更像是支持和怂恿嘛！是不是出于我们的父辈不便出面而由我们出手的策略考虑？这就不容我们再怀疑，相反，我还曾为自己的“不坚定”、“资产阶级人性论”暗暗羞愧。因而那个阶段，尽管坏事做到熟人那里会有抹不开面子的感觉，但有了第一次以后，第二次、第三次，脸一黑就过去了，我没往深里想过，也不认为自己做得不对。

到了1966年十一前后，我母亲也被打倒了。那时她在济南市历下区一所民办半工半读中学当校长，每天要到学校接受批判，皮肉之苦自然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家还算没遭大变故。到了年底，一天我从北京串联回来，一进大院，就见满院标语大字报，一直到我家门口，全是我父亲的，指我父亲是“叛徒”，我一下子就懵了。不久，我们家就被政协机关的造反派抄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于干部的“历史问题”格外看重，在白区工作曾被捕的同志、作战被俘的同志，都需要自证清白，凡不能者，几无不受怀疑的。对被捕被俘者以道德高标衡量，使得这部分同志往往有口难辩。因此，党内斗争中“历史问题”一直是一把利器，掌握它的一方用以制人，如同抓住了对手小辫子，无往而不胜。我父亲被打倒了，且无翻身之可能，我们家变成“反动”的了，由“自来红”到“自来黑”，我也成了“狗崽子”。

开始我对这场变故接受不了，曾连续在家躲了几天不出门，不愿见人。之后我想，不管怎么说我父亲这种情况还得算党内矛盾，与政协大院内及社会上涉及“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富农资本家”之类的固有敌人不同，我与他们子女也还是有区别的，因而我没有必要太自卑。有了这种想法，我尽力让自己表现如常，有时甚至还更夸张一些。但是很快就发现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加自作多情——随着我父亲的“被揭露”，我已经被划入另册了，我与曾经被我欺负过的“黑五类”同学其实是同类人！于是我转而慨叹党的“出身不由己，重在个人政治表现”的政策落实出了问题。继而又觉得自己施害“同类”的行为被看了笑话，我开始——也只是为此——感到了羞愧。

1971年“9·13”后，个人崇拜的神话破灭，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很自然地松动了。这时我已成年，经过了上山下乡又回城当了工人，与许多人一样，对自身经历和国家发生的事有了自己的想法，已经不再认可关于“文革”、“阶级政策”等等宣传了，在内心深处，对于人为以阶级划限，确定远近亲疏，制造并任意扩大贱民阶层（黑×类）的政策深感厌恶，我已能够确认“文革”初参与的对同学、师长、邻里的恶行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忏悔只在心中，我还是没有勇气把话明确地说出来，向他们当面道歉。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的政策是彻底否定“文革”，但许多问题尚没有搞清，社会对“彻底否定”也远未达成共识。例如，许多“文革”初期施害，后来也曾受害的人，往往仅以受害者的面目示人或被示于人，比如当初的老红卫兵（济南的“黑字兵”），其实就是“文革”打砸抢的始作俑者，但在清理“三种人”阶段却被剔除在外。这不符合真相，仍然是歪曲的历史。对于“文革”中那些纯粹的受害者——例如我的经历中那些师长、同学、高邻——而言，这比往他们伤口上撒盐好不了多少。再如所谓“不纠缠历史旧账”、“（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提法，如果是受害者在得到真诚道歉后发自内心的回应，那才是值得肯定的；假使加害方对受害者没有实质性的抚慰，反而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对他们无疑是又一次刺激，和解的指望除了变成奢望还会是什么？又如以动机论来开脱发动“文革”的罪责，似乎也被不少我们这类曾加害于人的红卫兵借用，自我麻痹，讳疾忌医，甚而以攻为守，反过来质疑真相探讨者的动机。其实动机论不仅是“文革”的一个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也曾是“文革”整人的技术手段——对不合己意的言论斥之以“别有用心”、“动机不纯”，再对言者论者加以迫害。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思想没有被这些东西统一，我用自己的脑子想了几回问题。虽然“文革”是一个太大的课题，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更非我个人能力所及，但作为经历者，在过了快半个世纪以后，面对后辈的追问和良心的拷问，我没有勇气装没事人似的泛泛斥责“文革”，闪烁其词也不过是自欺欺人，我必须面对，必须就自己的罪错向受害者道歉，向逝者在天之灵忏悔。

我曾经向张念泉等同班同学当面道过歉。虽然曾受过我的伤害，虽然“文革”改变了他们人生进程的应有轨迹，虽然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怨恨我以及当时的社会，但他们无一不转而安慰我，反倒劝我应该历史地认识和对待“文革”中的自己。我感觉到了人性的差距。如果不公开地向其他曾遭我伤害，且已逝去、不能面见的同学、师长、高邻忏悔，就无异于对他们家人亲属继续隐瞒，我就无以感谢那些善良的同学的宽宏大量，更无以拯救自己的灵魂。我深知迟来的道歉并不能折抵加于他们的伤害，但我仍然冀望他们在天之灵及其家人亲属感受到些许慰藉！

衷心祈愿“文革”历史不再轮回，我们的后代永不重复我们的童年，人人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