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暗夜（2 / 2）

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忽然觉得，幸亏那时我还不是一个红卫兵。如果我那时已经加入了红卫兵，我又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呢？

可怕的事情是指打人和羞辱老师。红卫兵在学校里成立了劳改队，学校所有的领导和出身不好或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老师，都被编进劳改队，在红卫兵的监督之下劳动。小学生们从哥哥姐姐那里学到很多残忍的办法，比如给教数学的女老师剃“阴阳头”，逼着教导主任一边在厕所擦地一边还要不停地说“×××（他自己的名字）混蛋”，甚至逼老师吃虫子，等等。

想想看，那时我们才十二三岁，还是孩子，但是“革命”教会了我们把一部分人当作“革命对象”。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这些“革命对象”都是有罪的，他们反对伟大领袖**，他们想推翻**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想让中国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他们一直心怀不满，等待着变天或者把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至于这些“革命对象”的“罪行”，是不需要调查和审判的，只要有人揭发检举，他们就被打入了“另册”，成了革命的敌人。既然是“革命对象”，他们就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没资格享有自由和尊严，没有资格被平等地对待，甚至没有资格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饿他们、打他们、羞辱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乃至消灭他们，都是应该的。我们对他们“文质彬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就是那个疯狂岁月中的道德逻辑。

从小我们只接受过“阶级斗争”的教育，人权和法律的概念基本为零。我们以为人类文明的走向就是**，而**必须经过“血与火”的斗争才能到来。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非人化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同时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东西——当我们不能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时，我们已经连动物都不如。我们正大踏步地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

40年后，当我们和女儿一起看《我虽死去》，看到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惨景时，我们都哭了。女儿哭的是人性的丧失，而我的哭里有伤痛、有愤怒，更有羞愧。我不敢告诉她，我也曾经和她们一样，用皮带打过老师。

那是一个疯狂的下午。从校外传来消息说，宣武区的红卫兵去抄一个老地主的家，老地主居然把红卫兵打了！

这消息像烧红的烙铁，引燃了红卫兵愤怒的情绪。他们立即把劳改队的老师集合在礼堂前。

我远远地站着，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当第一个劳改队的老师走到两列红卫兵之间时，我看到两边的皮带举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所有的劳改队员，我们曾经的老师们，都要从这个此起彼伏的皮带长阵中走过！

我听到老师们的惨叫，也看到鲜血从他们的头上流下。

后来，在食堂里听说，有劳改队老师吃饭时，额头的鲜血还滴到米汤里。

我已经不记得那时我的感受，只是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身体还在发抖，泪水喷涌而出。

1978年北京育英学校校庆时和老师、同学在礼堂前合影。1966年8月的那个下午，就在这个礼堂前发生过毒打老师的暴行。前排左二为作者陆晓娅。

晚饭后，红卫兵们押着劳改队去劳动。也许是因为他们打人打累了吧，但也许是我自己想要表现革命，所以我也跟在了队伍后面。

天上下着小雨，我打了伞。不知道是谁塞给我一条军用皮带，拿着它我抖了几下，觉得沉甸甸的。手里有了这个家伙，心里似乎又期待又害怕。

红卫兵将劳改队赶到两座宿舍楼之间的草地上，让他们在树下拔草。

他们当中有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校长，有教导主任，有出身不好或特务嫌疑或参加过三青团的任课老师，还有曾经教给我们如何洗澡的生活老师。

天黑下来，雨下大了。我看不清楚老师们的面孔，只能从他们淋湿的后背上隐约看出男女。

他们一声不吭地拔着草，我们不时地叫喊着：“快点儿，不许偷懒，好好改造！”

有个女老师可能是太累了，刚想站起来，就被红卫兵一皮带抽下去：“想偷懒啊！”

我站在旁边，竟也跟着扬起了手里的皮带：“你还不低头认罪！”

皮带好像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我被自己的行为吓住了。我低头看看老师，她没有回头，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只记得当时我很害怕老师听出是我的声音，但又希望红卫兵能看见我的“革命”行动。不过，我真的没有勇气再次举起皮带，我希望快点儿结束，快点儿走开，再也不要这样面对老师，哪怕他们是所谓的“阶级敌人”！

周末回到家中，我对父亲说起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用的是什么语气。肯定不是自责，我那时没有这样的觉悟；也不会是自豪吧，因为心里还是害怕的。也许那时我用了一种冷漠的语气，一种理所当然的腔调，仿佛在说一件本来就应该发生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只记得父亲听后一脸震惊。片刻的沉默后，他仿佛喃喃自语地说：“都还是孩子，已经学会打人了？”

我强词夺理了一句：“他们都是坏人！”

那个时候，谁敢否定“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为？**都说“造反有理”了！

父亲没有再说话。但他当时的表情和自语，还是给我很深的触动，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和担心，对我的行为的不接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越过这条底线。

在那个心理工作坊中，我其实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请当时在场的所有老师，以及所有当过老师的人、所有家中有老师的人，站成一排，代替那个曾经被我打过的老师接受我的道歉。我想低下我的头颅，向他们表示忏悔。可惜香港老师对“文革”缺乏深切体验，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写作此文，算是一个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