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暗夜（1 / 2）

生命的暗夜

2018-04-15 作者： 王克明；吴思

生命的暗夜

陆晓娅

陆晓娅（陆小娅），1953年出生。“文革”开始时是北京育英学校六年级学生，15岁到陕北农村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做过6年中学老师和27年报社编辑，在中国青年报社担任过副刊中心主任等职务，并于1991年创办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公益项目“青春热线”。后师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孟平博士完成心理咨询硕士班和博士班学业，现为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督导师。2008年退休后创办非营利性组织“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任总干事。曾出版过《活出新感觉》、《横渡死亡之海》、《改变从心开始》等书。

很久不曾失眠的我，却在那天一夜无眠。天快亮的时候，胃开始一阵阵地痉挛。

用我们心理治疗的行话说，身体是最诚实的。当大脑想要忘却的时候，身体却会通过紧绷、痉挛、疼痛、呕吐、失眠等等不自主的反应告诉你——其实那些事情你是忘不掉的。

十几年前，为了迎接母校建校50周年，有同学发起征文活动。小学时代对我来说，真是“金色的童年”：作为少先队的大队委员，我主持过上千人的大队会；也曾因数学比赛得奖而受到瞩目；还参加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可写的东西太多了，可是第一个跳到脑海中的场景，竟然是那个血腥的下午和那个下雨的晚上。

我知道那是我的灵魂在对我说话，它告诉我：你不可以回避这生命的暗面！

在犹豫了几天后，我还是把它写了出来。

来到了热热闹闹的校庆上，有同学和老师悄悄地对我说：“你怎么还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知道我的文章搅起了同学的不安，没有谁愿意再想起那些事情，而老师也不想让参与过此事的同学感到难堪和难受。

说实话，我也想让它“过去”，可是我的身体却告诉我，它没有过去。如果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让我不能获得安宁的话，我想就是它了。

更何况，对于那些遭受不幸和不义的人们，怎样才算是“过去”了？在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中，我曾一次次地发现，“文革”创伤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甚至影响着家庭中的第二代、第三代！对于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一件“未完成之事”，当它不能被言说的时候，表面愈合的心灵伤口其实一直在化脓。

我想，真正意义上的“过去”，应该是，也只有是——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校庆征文，使这个生命的暗夜第一次从潜意识中浮出来，要我去面对它。

而在一次心理工作坊中，它再次显形。

在这个工作坊中，有人谈到了“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一瞬间，悲伤和愤怒开始在房间中升腾和弥漫，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主持工作坊的是一位香港老师，她在震惊之余，不得不用团体的方式邀请有相似经验的人站出来。

我站出来了，但是我无法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形体去表达感受，我内心有什么东西在抗拒。

是的，站出来的都是受害者。有的亲人在“文革”中自杀，有的被抄家，有的作为“狗崽子”受尽羞辱……

我呢？我可以把自己放到受害者当中，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是受害者呢？可是有一股无名的力量让我无法迈步，只因为在那个夜晚，我不敢说、不能说我是“受害者”。

在经历了一夜的失眠和胃疼后，第二天工作坊一开始，我就举手表示有话要说。于是，当着很多年轻人的面，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1966年那个初夏，我正在期盼通过升学考试考上北京最好的中学。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对我来说，那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事情。

突然**“炮打司令部”了，一夜之间，学校生活完全脱轨。课不上了，老师、同学都投入了“运动”，每天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揭发压制“革命群众”的学校领导和工作组。还不到13岁的我，在和同学一起贴了几天大字报、翻墙到区委状告学校领导不革命之后，就离开学校回了家。我发现，我已经不知道该按照什么标准来生活，全然地失去了方向感。

8月18日**在**接见第一批红卫兵的时候，我正在八一湖游泳。听到大喇叭里的广播，听到红卫兵们激动地喊“**万岁”喊到声音沙哑，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置身于“革命洪流”之外，于是决定回学校投身“文化大革命”。

回到学校，我发现自己已经沦为一个“边缘人”。尽管那时我们还在上小学，年龄最大的学生也只有13岁，但不少同学都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哥哥姐姐在北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等重点中学，是率先“造反”的一群。受哥哥姐姐们的影响，我们小学也早早就成立了红卫兵，他们和中学红卫兵有着密切联系，经常参与抄家、批斗大会等“革命行动”。而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缺乏其他同学的政治敏感，也没有来自上层的内部消息，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找不到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

现在想起来，那时我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正处在心理上产生“自我同一性危机”的阶段。这种“边缘人”的状态，让我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我迫切地希望加入红卫兵，因为不是红卫兵，就意味着你要么就是“革命”的对象，要么就是不够革命。那个时候，身上的绿军装和胳膊上的红袖章，才是你的护身符，是你可以挺胸抬头做人的保障。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了，即不仅你的父母要没有“问题”，而且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不能是“黑五类”或“走资派”或有“海外关系”。

我的父母都是**员，但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却都是“地主”，特别是我的外婆，还是被“重新戴帽”的地主。因此，我不属于可以无条件加入红卫兵的人。我必须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是能够“划清界限”的。

所以那些天，我总是跟在红卫兵们的后面，每天忙着印传单、到街上发传单、抄“四类分子”的家，参加批斗大会和游行，忙得颠三倒四，甚至常常彻夜不眠，但精神上也相当亢奋，好像自己就是保尔·柯察金，就是巴黎公社社员，正在参与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事业，正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我还记得抄某个老师家时，我从屋里搬出一个花瓶，扔到院子的地上，那“啪嚓”的脆响和四面溅落的碎片，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成就感——我终于敢于革命了，我不再文质彬彬了（**曾对在**上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

虽然胳膊上没有红袖章，但我毕竟已经是在“革命队伍”之中，从事着“革命”事业了。后来读了勒庞的《乌合之众》和《革命心理学》，才明白这种群体行为是最弱智的，不过是被集体催眠了而已。但那时的我，证明自己革命、让自己亲身参加“埋葬帝修反”的事业才是最紧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