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节慷慨激言(2)(2 / 2)
钱大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说:“那为什么还要上升到国家发行的高度,不是当地已经有了,就让他们自己好好在当地发行就好了,何必多此一举呢?”
我耐心的侃侃而谈:“这时候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还有安全隐患。如果发行商拮据或破产便不能兑现,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所以小人非常迫切的希望国家正式发行货币,可以先由朝廷在CD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把关其印制过程,必须作相关的防伪认证。刚开始不用发行太多,逐步改革,可以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小人认为首届交子可以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准备金相当发行量的28%就差不多了。此外,只从澶渊之盟后,我们大宋被辽、夏、金等这些弹丸野蛮国骚扰不断,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朝廷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
我突然想起历史上对于大宋纸币的介绍——官交子,发行于北宋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的货币,曾作为官方法定的货币流通,称作“官交子”,在四川境内流通近80年。交子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地区,发行于北宋前期(1023年)的CD最初交子由蜀地民间富商主持发行。《宋史·食货志》记载:“富民十六户主之。”在交子使用越来越广泛的情况下,交子具有了统一的面额和格式,慢慢为大家所接受并作为支付工具使用,从而具有了信用货币的特征,演变为铸币的符号,成为了真正的纸币。
看来,我也无需洋洋得意,自以为是,我的倡议发现纸币只是历史的偶然中的必然,不是我的出现,也照样会有人倡议的,它是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需要。
转运使张若谷接着说:“太后,这位小姑娘所言及是,我们本来也有所耳闻,只是觉得时机尚不成熟,本想亲自去益州一趟,调查清楚后再上奏朝廷,没想到小姑娘就是土生土长的益州人,自然清楚无比,了若指掌,还是被小姑娘捷足先登了。我们确实可以先在设立益州交子务,作为试点,发行官交子,让交子的发行权转移到朝廷的手中。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交子的易于仿造和滥发的弱点,臣等以为这是前朝从未有之,无先例可循的事情,犹如瞎子过河,盲人摸象,所以朝廷对于纸币的发行要特别谨慎,必须完善纸币监管法律政策的出台,而我们朝廷为了保证交子发行的成功,应该深思熟虑,出台一套比较完善管理法规和政策来。“
薛田接着说:“老臣觉得首先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创立兑界是因为交子是楮纸所制,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其次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第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第五,限定流通区域,交子先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可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我们要注意朝廷必须有效控制纸币的发行量,因为一旦出现巨额财政开支需要时,朝廷往往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公信力,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最终造成通货膨胀,从而使纸币丧失了信用,也就变成了废纸,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朝廷的监管对于金融币制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纸币的发行和稳定势在必行,迫在眉睫,能够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朝廷创造了财富,对解决朝廷的一时之需具有重大作用。“
我心中暗想:“这些古代人还真是不错,不愧为政治家,不仅敢想敢做,还思虑周全,真是些有识之士呀。而且北宋交子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后来大宋形式每日聚下,官府也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发行数额,而大量超额发行。《宋史·食货志》载,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CD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为了满足陕西军情之需,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界总量的数倍,甚至导致CD地区交子的缺乏,又要增造。其结果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纸币信用的丧失。纸币的分界发行慢慢成了通货膨胀的障眼法,因为每界发行新纸币,往往规定新币值旧钞一比几,比如元符年间(1098~1100年)换发时,新交子一缗要换回旧交子五缗,即新旧比价1∶5。政府的滥用信用,从而导致了交子成为其敛财的工具,交子没有了信用,也就丧失了流通的功能,从而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封建政府于是用更改纸币名称的办法来掠夺民间财富。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令诸路更用钱引,把纸币定名为钱引,名称虽变,但其实质为敛财工具没变,甚至变本加厉。大观元年(1107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这年的发行数“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也就是说发行量由一百二十万缗增加到二千多万缗。而且没有准备金,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可见,价值一千钱的缗只能当钱十多个钱,纸币贬值是多么严重,看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也成了萧何第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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