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八章 辽东的战略（2 / 2）

有战略眼光的那个人叫袁崇焕。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初任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进京述职，御史侯恂认为他有军事才能，举荐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跟杨鹤一个职务，不过杨鹤隶属于兵部辽东分司署，而且只是挂名。具体的职责是选练新军，铸造火器，袁崇焕则是正经职方司的差事）。

袁崇焕任职方司主事以后，单骑出关察看辽东军情，察看完以后回到京城把自己的分析结果上报，并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此时朝中诸臣均不愿到辽东就职，袁崇焕主动请缨，朱由校当即擢升袁崇焕为兵备佥事（正五品），令其到关外监军。

王在晋主张在八里铺（距离山海关八里）另建城池并修建边墙，袁崇焕极力反对，并两次给当朝首辅叶向高写信。

袁崇焕认为，应该在宁远建城，那里地势险要，守住宁远。便能扼住建虏进入辽西的通道。而且宁远距离广宁很近，在这里驻军，随时可以向辽东的建虏发起攻击，令建虏不敢轻举妄动，能极大的牵制建虏的精力。

袁崇焕的建议与杨鹤可谓不谋而合。

不过杨鹤看的更远一些，杨鹤认为，还应该在松锦一带再筑两座城，把前线阵地设在松锦一带。这里距离广宁更近，更便于牵制建虏。

王在晋把自己的计划提交以后。便遭到了袁崇焕的反对，一时间朱由校和朝廷的那些大臣们都拿不定主意，最后朱由校无奈之下找了自己的老师。

朱由校的老师叫孙承宗。

孙承宗，字稚绳，北直隶保定高阳人（今河北保定）。万历六年中秀才，年仅十六岁。而后孙承宗曾先后在大理寺右丞姜壁和兵备道房守士等朝廷官员的家中做家庭教师，并逐渐接触官场。

万历二十一年孙承宗入国子监读书，次年中举人。因房守士升任大同巡抚，孙承宗随行，大同乃边城重镇。孙承宗在边境教书时，开始研究军事。

万历三十二年孙承宗中进士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入翰林十年。

万历四十八年孙承宗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入詹事府做事，辅导当时的皇太子朱常洛学习，即后来的泰昌皇帝。朱常洛驾崩以后，孙承宗又担任了天启帝朱由校的老师。

天启二年，孙承宗任礼部右侍郎，王在晋任辽东经略，孙承宗接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

孙承宗上任后，上疏指出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

主要内容有： 一，兵多不练，饷多不核。意思是说军队缺乏训练，后勤供应混乱。

二，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

三，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主张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前线大将。

孙承宗所疏可谓一语中的，直指辽东军屡吃败仗的根由。

朱由校向孙承宗问计，孙承宗直言需到山海关察看以后才能做出决定。

随后，孙承宗赶赴山海关。

孙承宗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

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注：这段谈话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明史所记，一个版本是王在晋所著的三朝辽事录所记，两个版本结果截然不同。）

明史版：

孙承宗问：“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

王在晋答：“否，当更设兵。”

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王在晋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

孙承宗接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

王在晋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

王在晋无以应对，但仍固执己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