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文革年代的真实语境（1 / 2）

回眸“文革”年代的真实语境

2018-04-15 作者： 王克明；吴思

回眸“文革”年代的真实语境

张嘉谚

张嘉谚，生于1948年。自由学人，诗评家。贵州赤水县人；1968—1971年分别在习水羊九公社、安顺刘官公社插队务农；1978年从安顺县食品厂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安顺县文化馆任图书管理员，后到安顺教育学院、安顺师专（安顺学院）执教中国现代文学。有《凝视中国自由文学》、《中国低诗歌》等著作出版。目前关注网络上的诗性正治与病毒写作。

为友人《王钟啸诗集》而作，借此忏悔我参与的“文革”之恶吧。

——张嘉谚

（一）

为自己青年时代的足迹留个纪念，将自己曾经要做一个诗人的梦想留一种见证，给自己的朋友、熟人、同学一份特殊的礼物，人之常情也。主观愿望与各种客观缘由，促成了这本诗集的产生。

王钟啸这本诗集，提供了一种现在看来恍如隔世，而在当时，却是再平常不过的写作现象、诗歌现象。产生这些作品的社会环境已经消失，就像那时人手一册**语录，人胸一枚**像章，连同到处红旗飘扬，红口号，红宝书，语录套红的报刊，随处可见涂红的墙壁上张贴的大字报喷吐战斗的火焰，大街、广场与数不清的公共空间充满红得发烫的脸孔与激情洋溢的大辩论气息——那铺天盖地的红海洋！梦魇一般倏然而去，而今已是踪迹难觅！

现在，读王钟啸这本诗集，当年的气息竟然扑面而来。

集中地反映一个时代的大众意识，莫过于诗歌了——这恰是钟啸这本诗集不可忽视的东西。因缘所至，笔者得以今天的眼光重新解读这类“文革”诗。我以为，最值得今人寻思的，是其“话语现象”折射的“文革”语境。

（二）

什么是“文革”语境”？现在人们可以一言以蔽之：假、大、空。

毫无疑问，这本诗集中的话语构成（“文革”词语及其组合方式），当年邓拓已讥讽其为“伟大的空话”！奇怪的是，笔者读这些诗，感觉在其“宏大话语”架式中，却又分明透发出一种写作者的真情实感！若以“假”和“空”判决，就未免显得过于简单化而轻率了。

诗怎么看？我想，有没有“真情实感”是起码标准。不说优秀标准，更不说最高标准。能以“真情实感”写作的诗歌，它就应当是诗了。

回望“文革”，亲身参与其间的人们，真正清醒的能有几个？！那个时候，像王钟啸那样写诗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如今的人们，能想象当年修湘黔铁路的那些年轻人么？他们住工棚、睡地铺（居住条件绝对比不上今天的打工妹农民工），披星戴月，炸炮开山，铺路架桥，充满了建设新生活的激情！钟啸即是其中之一。往往是超强劳动一天下来，还不知疲累，又为内心勃发的诗情激动了。没有灯，点蜡烛；没桌子，没凳子，他就站在他那只大木箱前写——

铁建工人志气大，

一双铁脚走天涯。

战罢水濂战水钢，

荒山脚下安新家。

要问我们的新家吗？

屋梁——楠竹支起，

屋顶——油毡盖压；

细小树条夹壁，

墙壁糊上泥巴。

**画像正面贴，

鲜红对联两边挂。

还有一个小园地，

斗私批修都用它。

这诗集里好多作品，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写作环境的真实，写作激情的真实，外在与内心，使诗歌真实的双向性确定无疑——

别了，清水江大桥，

为你诞生，咱奋战了多少个黑夜清早。

临行，你却又是这样眷恋不舍，

携江风为我送爽，揽白云向我微笑。

“真情实感”强烈地出没在钟啸这些诗句中，我们凭什么去指责、轻视这样的真诚写作？

钟啸的“文革”诗现在还能坦然地拿出来，是他心中无愧，不怕见人。这样的诗，未必是邵燕祥先生所指斥的“口吐铅字，永无真情实感”的东西。

钟啸是我的终身好友，我理解他这些作品，不想严厉地否决他这种写作。那时候，不说那些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过来的前辈也跟着推行毛式话语了，年轻一代（红卫兵与知青）从小为体制性教育糊弄，少有人去认知别样写作资源与其他思想参照，要摆脱从上到下笼罩一切的话语氛围谈何容易！比如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我们真心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这本诗集中也有以知青为题的赞美诗。可见，身处“文革”语境中，“真情实感”的投入和“真诚写作”获得的回报，简直没法相称！

（三）

我读钟啸这些诗，更多的是读他这个人。我知道，钟啸在“文革”中没有因为要干什么而整过人，害过人。他为人心地良善、大方大度，帮助他人不遗余力！他对朋友亲人的真心相待、真诚、正直、率性、热情，几十年一贯如此，熟识者有口皆碑！这样的人，几乎是无可指责的。

我与钟啸同读高中，都喜爱文学。我俩一起打饭就餐，同进教室寝室，乃至同睡一张床，可谓是形影不离。钟啸一上床就睡得溜直，只要我的腿一弯，他就叫起来，终于迫使我养成了伸直腿睡觉的习惯。

钟啸性豪爽，喜欢苏东坡、辛弃疾、贺敬之、郭小川一路豪放派。能够写点儿诗出来，便不免沾沾自喜流露小小的虚荣。我当时曾为他写了一首诗，现记起来的，是这么几句——

赤心可露胸外，

裸语不善含糊，

诗词喜作数风流，

才能人前卖弄！

那些少不更事的岁月，懵懂的我们，怎知高天隐隐聚集乌云！

风暴劈面而来，我们班一入“文革”门就有五个同学被打成了右派，原因不外乎有点儿个性或在别人眼里显得特殊罢，我也在其中。至于霹雳怎么降临的，国家主席尚且蒙在鼓里，学生哥儿只能等着当器具了。那时我心情沮丧之极，内心几乎崩溃。全校同学意气风发地投入“革命”，而自己整天夹着尾巴抬不起头！现回头看，才晓得那时没资格去造反抄家，客观上少造了多少孽！这种认知，当然不是庆幸。学生右派解除之后，我见学校里的校长老师有几位被揪出来打成“牛鬼蛇神”，亦是避而远之。有两个还是教过我们班的，我心里竟没有同情或疑问，从未思考过他们也是无谓的牺牲品！有一次我还大着胆子去看抄家，不知那是县里一个什么干部或官儿。去到那儿，屋子里人声喧腾，门口地上乱七八糟一大堆纸笔书籍笔记本！我忽然看见眼前有几张非常漂亮的邮票，正想悄悄收为己有，这时，一个蹲在杂物面前的女孩，十来岁的样子，忽然抬起头盯着我，那双眼睛射出的仇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这眼光严厉的拷问，设想在“文革”语境中，我完全可能为了争取立功表现，冷不丁地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来。没有做不等于不会做，只是没人给我这样的机会罢了。

还有一件事，我自个儿愚昧还怪别人！那次班上搞个什么活动，要写**语录张贴。我为了表示某种崇敬，便用隶书体极其认真地写起来。不想遭到旁边一个左派同学呵斥：“**语录你敢用隶书写！”我被迫住了手，心里很不服气，当时的右派身份也不敢回嘴。多少年后，我仍对那同学耿耿于怀！包括对本班那几位左派同学。如今才明白，是我自己首先愚痴！什么左派右派，盲目崇拜**，一样愚昧。我们那时都是可怜虫，被忽悠被愚弄犹然自以为是！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当着那几位同学，说声对不起！我们都吃错药了！

好长一段时间，我游离于“文革”主潮之外。待到大串联回来，学校正“停课闹革命”。钟啸那时在造反派“四海翻腾”总部主办《红卫兵报》，见我回校，便邀我参加了编辑部。我便成了《红卫兵报》的一个编辑。落落寡合的我，对钟啸自然心存感激。在编辑部我卖力写作，参与“文革”语境作恶造孽，还热血沸腾地写了些造反诗文，发表在《红卫兵报》上。其中一首诗至今又还记得——

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凶。

缝纫社里黑雾横，翻天老保蠢动。

金猴齐抖擞，狠揍小爬虫。

雾散天青见日头，挥刀怒指黑手！

这就是那时我写的作恶诗！一副跟着起哄打砸抢置人于死地的劲头！而今一看：年轻人多么容易作恶呀！只要内心愚昧，见人振臂一呼，立马就会跟着瞎起哄。我自己曾经就是这么一个角色，还当过右派呢，转过身又跟着整别人了！

这就是“文革语境”——受传染病侵害完全意识不到，犹自以为是！暴力病害传染之迅疾与辽阔，若要探究其中因由及来龙去脉，足够人们不断进行碎片整理。

钟啸与我，1968年走出校门后人生轨迹各有不同：他去参加了修建湘黔铁路大会战，我当知青下了乡，随即从习水县转点到安顺县刘官公社务农。三年后招进安顺县食品厂当了烤酒工人。回城后通过寻师找到了安顺师范学校的钱理群老师，从此在边远小城一个民间思想群落开始了一种另类性的思想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