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黑暗的夜晚（1 / 2）

最黑暗的夜晚

2018-04-15 作者： 王克明；吴思

最黑暗的夜晚

高宜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地蛋——滚你妈的蛋！”

这是一段荒诞的历史，这是一段清晰的回忆，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真实经历。

（一）

中国古人的哲学，是“人之初，性本善”。善良的本性经过社会的污染，然后出现恶。所以，恶，不是人本身的问题，是社会污染造成的。与中国哲学相反，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尤其是天主教更认为，人是带着原罪降生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所以，人的一生，不能靠本性制约，不能为所欲为。维持社会公平，人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同时，人也应该为自己的原罪而忏悔，而赎罪。

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所以，也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就连上帝都能原谅。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能原谅所有年轻人犯过的所有错误。但很多少年时所犯下的罪恶，确实是无法原谅的。无论是上帝，还是众人，甚至是自己。

我童年的时代，正是中国人狂热的东奔西突，忙碌于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的悲惨时期。人们的良知被各种宣传口号反复清洗漂染。善良和罪恶，正义与反动都被蒙上一层真假难辨的外壳。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我的童年更加混沌茫然。

“文革”发生时，我正是15至16岁的少年时期。那时的我，思想单纯，简单蓬勃，积极向上。在这样的人生初年，我们除了原始本性外，就只剩下被彻底洗脑后的偏执和简单执着。

我们学校的所在地是著名的祖家祠堂，是明末清初叛将祖大寿的府宅，他死后改为家族祠堂，民国初年改用为中学，后来成为北京三中。那时是男校。

1966年5月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只局限于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整天坐在教室里听广播，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折磨。好在就要撑不住的关头，忽然传来消息，大家集合起来，到北京郊区的良乡，进入解放军军营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军训。我们正烦得要命，忍无可忍，参加军训，还能参加实弹射击，这个消息简直是天大的喜事。同学们回家收拾了简单的行装，排着队，唱着歌，雄赳赳气昂昂地整队出发。搭乘军用列车，很快到达北京郊区良乡附近的解放军兵营。所有同学按照连排班编排。班长、排长都是货真价实的解放军现役士兵。每天听着熄灯号入睡，听到起床号起床。在操场上以班为单位，席地而坐，就着大饭盆用餐。就在准备夜间紧急集合，接着进行实弹射击的期间，忽然传达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紧急通知：中止军训，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军训是**派遣的工作组的阴谋，“走资派”力图调虎离山，把大部分革命同学调离，趁机打击少数坚决革命的“造反派”同学。

带着一脑子糊涂概念返回学校，每天坐在教室收听学校高音喇叭播放的广播。革命歌曲，革命口号，还有语气铿锵的报纸社论被高音喇叭日夜不停轮番轰炸。我们心中忐忑，知道一场遮天盖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年轻的人，渴望热闹，渴望打破日常学习和生活的平静。终于有一天，一位高年级同学在高音喇叭里大声疾呼：同学们，大家不能坐在教室里了，这又是工作组的阴谋，北京广大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要革命，要造反，要冲出教室，加入到革命洪流中去。高声的呐喊，激动人心的语言，字字冲击着我们年幼而喜欢热闹的心灵。

全校学生动员起来了。先是造老师的反。大多数老师被关押到操场东北角的体育器材室里了。各个班级可以自己组织批判会，从自己的班主任开始，寻找罪证，开展批判。全校沸腾，各班级批判会热火朝天。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些老师，除了正常讲课，实在找不出可以批判的材料。班主任老师，虽然他们逼迫我们学习，要求我们必须考上重点大学，但归根结底，还是为我们好啊。于是，高年级同学选择新的目标。他们带头批判我们学校的那些高级教师，以此让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认识阶级斗争的尖锐与复杂。作为重点中学，我们学校很有几名凤毛麟角的特级教师。他们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身份特殊。平时，他们不怎么在学校露面。现在，炮火集中到他们身上，按照级别高低，被分别挑选出来，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同学们批判。当然，这个批判，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人身侮辱成分。特级教师在北京市教育系统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师。但现在，我亲眼看到一位过去我无比钦佩的老教师站在椅子上，头顶一个用铁丝废纸篓临时做成的高帽。老教师没有硬抗，但也没有屈服，站在课堂学生的椅子上，他神态倨傲，一言不发，任凭同学们在他面前用极其侮辱性的语言拼命叫喊。当天晚上，这位不甘屈辱的老教师就和他同为我校特级教师的妻子，双双走向我们经常去游泳的玉渊潭公园，拉着手，沉湖自尽了。

我当时很不理解，不就是戴了一顶废纸篓的高帽吗，不就是被革命群众批判了几句吗？没挨打没挨骂，至于自沉身亡吗？几十年后，当我自己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人格的尊贵，理解了人格屈辱对于正直人类的可怕伤害，知道了宁死不受屈辱的人格力量。

同样身份高贵，而且是高级干部的校长很快就受到了更大的侮辱。我亲眼看到平时身份尊贵的李文彦校长被高年级同学用理发推子剃阴阳头。一推子下去，脑袋正中一道秃痕，校长用胳膊象征性地抵挡了一下，就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屈辱。与高级教师相比，李校长平日注重尊严，保持身份高贵。现在看，作为干部，他忍辱负重，承受屈辱的能力显然远远高于单纯的高级知识分子。

接着是斗争我们学校的副校长沈大逊。记住她，一是因为我们学校是男校，除了极个别女教师外，全校一水儿秃小子。另外，沈大逊这个名字也特殊。更何况被拉上学校操场前的土台时，她是那样傲慢。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脑袋高高昂起，让人不由想起伟大的革命先烈，大名鼎鼎的江姐，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我心里不由暗暗担心，怕组织批判的高年级同学会下不来台。但我显然太低估高年级同学了。一位高年级同学大声喝道：“说，你是什么人？”

沈大逊校长昂首挺胸，无比傲慢地大声答道：“我叫沈大逊，我是中国**党员。”

“低头认罪！知道你犯下了什么罪行了吗？”

“我没有犯罪，我是**员，**员绝不低头。”

台下的我们登时衷心钦佩，产生想热烈鼓掌的冲动。

高年级同学并没有被**员的高贵气势压倒。他们革命电影也没少看，早就没有继续跟这种伟大的**战士废话的闲情逸致。一位平时经常在学校沙坑练摔跤的同学，人高马大。他早就上台，双手交叉抱胸，站在沈大逊校长身旁。他是高年级学生组织者专门请来，对付伟大**员的打手。摔跤手双手交叉，站在气场十足的沈大逊校长身旁，轻蔑地低头说：“你再说一遍？”

沈大逊毫不气馁，大声重复一遍：“我是中国**党员，我绝不低头！”

土台上忽然灰尘弥漫。原来，沈大逊校长话音刚落，摔跤手已经一个大背胯，把她狠狠撩起来又横躺着摔在地上。沈大逊校长浑身尘土，脑门被摔破了，黑框眼镜被摔烂，斜挂在脸上。只一跤，沈大逊校长面目全非，但英气犹存。她竭力站直身体，大声吼：“我是中国**党员，我绝不低头！”

通，又是一声巨响，摔跤手一句废话没有，动作简单麻利。这下沈大逊校长自己爬不起来了。不知是真被摔坏了还是气势彻底倒下了。沈大逊校长浑身颤抖，满脸血污，说话的声音嘶哑了，情绪低落了。

摔跤手抓住她脖领子，就像拎起一只小鸡仔子。这一跤，把沈大逊校长的气势彻底摔出去了。她嘴巴嚅嗫着，半晌没有再出声。等到她能够说话的时候，你感觉到眼前那位气势如虹的英雄消失了，出现在学生们面前的，是一个丢魂落魄的走资派，一个被革命群众吓破胆的卑微渺小的叛徒。她的声音微弱，低得几乎无法耳闻：“我，我是走资派，我，我对人民有罪。我低头，我认罪……”

失望情绪登时笼罩了我们这群低年级同学的心头。本来以为能看到**人的英勇不屈，非常精彩，却突然变成了变节投降。我们太失望了，我们太悲哀了，我们太悲愤了。悲愤化作力量，化作高声怒吼：“打倒反动走资派沈大逊！”“沈大逊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在沈大逊身上踏一万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员沈大逊投降了。虽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投降给谁了——她是代表**投降了？还是代表反动势力投降了？

革命运动意想不到的顺利。我们第一次目睹了革命暴行的威力，无比巨大，无比威猛。紧接着，全校老师都被关起来了，天天批判，天天斗争，和平的，暴力的，和平加暴力的，暴力加和平的。

（二）

军训中止时，早上听到通知，吃过饭就整队出发。我们心里惴惴不安，总觉得什么大事就要发生。果然，路上就听到了确切的消息，“文化大革命”就要掀起**，北京出现了一个学生的“文革”组织，叫作红卫兵，他们揭穿了工作组的阴谋，要求我们返校，投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运动。

红卫兵？这是个什么组织？是什么人这么胆大包天，气势逼人，高瞻远瞩？

一进校门，我们就知道了。红卫兵，原来是学校中的**创办的一个组织，是保卫伟大领袖、忠于伟大领袖、为伟大领袖冲锋陷阵的核心组织。这个令人产生某种神秘感的组织，和即将降临的伟大使命，刺激得我们心痒难熬，摩拳擦掌，热血沸腾。一进校门，就发现红卫兵已经正式成立，总部就设在一进大门的原校长办公室。红卫兵头头儿是高中二年级一个行事低调的军队**。他身份高贵，但很有亲和力。平日沉默寡言，遇事考虑周到，沉稳可靠。其他红卫兵总部成员，也是学校的**。这时，我们才发现，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学校，竟然卧虎藏龙地隐藏着大批高级干部的孩子。加上我们这些中级或中上级干部家庭的孩子，学校里干部子弟数量相当可观，因此，红卫兵出现时，没遇到任何阻力。

由于我的家庭既是高级革命干部，父亲又因为历史问题没搞清楚，因而算不上纯粹的革命干部。所以，能否参加红卫兵，我的身份有些尴尬。但那时候，红卫兵是个非常松散的组织。虽然威力强大，却毫无管理可言。那位出身军队高干的高年级同学，红卫兵总部的主要负责人，平素就认识我，几次行动都积极安排我参加。我就这样妾身不明地参加了各种红卫兵活动。那时我感到投身在伟大的阶级斗争中，为保卫**而战，很正义很光荣。

在红卫兵出现的初期，辩论是红卫兵的主要任务。辩论的内容围绕着那幅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一天，红卫兵总部忽然召集我们集合。原来，东城区一间中学，红卫兵组织受到反动分子攻击，需要我们前往支援。我们火急火燎地组织好队伍，紧急出发，很快就赶到那所学校。原来，那所学校中的干部子女人数很少，全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同学都是工农家庭出身。虽然他们出身“红五类”，但他们反对由干部子女发起并作为领导核心的红卫兵组织，也反对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

说起来人家也没什么错啊。他们的老子虽然不是革命干部，算不上英雄，但人家是工人、农民，也是革命事业依赖的重要力量啊。所以，人家不服。为什么你们干部子女可以组织红卫兵，还当仁不让地充当红卫兵的主人？工农子女为什么就不能组织红卫兵？情绪所致，他们对那个对联极其反感。

辩论正在各个教室分开进行着。该校邀请我们前来支援的个别干部子女，带着我们与那些反对对联的工农子弟学生激烈辩论。其实，那时辩论的论点本身就含混不清，谁也难以把话说明白。不知道什么时候，辩论忽然变成了一边倒。因为我们学校大批红卫兵前来支援了，该校原来处于劣势的干部子女忽然士气大盛。很快，支持对联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带领我们前来的该校干部子弟，和我们一起，把反对对联的同学挤到墙角。一开始还是口头辩论，只是声音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后来，不知道是谁突然大喊了一声：“打死这个资产阶级狗崽子！”许多拳头举起来，向墙角的同学猛捶。拳头上面，还出现了皮带挥舞的影子。混乱之中，耳中再也听不到辩论的声音了，而是反对对联同学的惨叫声。不知道是谁，把一根皮带塞在我的掌心。我心里想着能打人吗？但想到这是革命立场问题，是对领袖忠诚的问题。再说，皮带在手，情绪激昂，不由自主两皮带也抽了下去。这是我第一次打人。也是第一次尝到武器批判的威力。

那天，我抡起了皮带，带着无产阶级的怒火与威严。但我的皮带并没有落在反动分子的脊背上，并没有打在“地富反坏右”的身上，而是落在一个素不相识，刚才还跟我握手，双方决定通过辩论以理服人的同学的头上。他的罪过，仅仅是不同意一副对联，仅仅是不能接受高级干部的子女独掌“文革”红卫兵大权。

只有打下江山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才能算是英雄。那些工人、农民，即使帮过革命的忙，即使对革命事业充满同情并给予最大支持，拍拍脑袋夸赞他们几句可以，但让工农以及他们的子女接班掌握政权，那是绝对不能够的。他们只是革命的群众，永远也别想当革命的领袖、英雄和主人。

第二天，我又参加了支援北京芭蕾舞学校红卫兵的行动。北京市芭蕾舞学校，是一所纯粹艺术类的院校。学校中艺术气息浓厚，革命气氛自然低落。该校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势单力薄，向我们学校请求支援。时间尚早，红卫兵总部还没来几个人呢，我们七八个红卫兵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

北京市芭蕾舞学校坐落在陶然亭公园北侧，在一座安静优雅的小楼内。我们到达后一看，果然形势严峻，气氛紧张。芭蕾舞学校的大楼内部，有一个大厅。该校学生们都聚集在大厅对面一个转弯楼梯上。漂亮娇嫩的女同学坐在一层一层楼梯的石头台阶上，沉默不语。而男同学则站在楼梯前，手挽手站成几排，显然在保护身后的女同学。男同学们身材笔挺，脚步不丁不八，标准的芭蕾舞男主角的姿势。就这样，这些反对对联的芭蕾舞校同学与该校为数不多的红卫兵支持者对垒。我们的加入，使得芭蕾舞学校红卫兵成员增添了巨大勇气。虽然如此，我们都没有发动进攻的力量和想法。现场一片沉寂。芭蕾舞校的学生显然在防范我们的进攻，但我们只是来辩论对联的。

对峙只维持了几分钟，楼门外骤然而起的喧哗声，提醒了我们，对方大批援军到达了。不知道哪个以工农子女为主的中学的学生，大张旗鼓，排着整齐的队伍出现了。芭蕾舞校的学生受到鼓舞，向前挤来。我们几个人势单力薄，抵挡不住。很快撤到楼外，在陶然亭公园北门外地势稍高的地方站住脚跟。外校学生蜂拥而至，很快就把我们这十几个人团团围住，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们处于劣势，但仍顽强地与包围我们的外校学生大声辩论。大家在高声辩论着对联，但对面学生似乎对对联毫无兴趣。他们只顾起哄般地向前拥挤，如同洪水冲击着堤坝。我们心中充满了悲愤，眼前的情景，多像电影里出现的五四游行的场面啊。悲壮，激昂，壮烈。对面学生有人不耐烦了，伸胳膊打人，脚下也有人使劲踢。我们手挽手站成一圈，抵挡着学生的进攻。耳朵里乱哄哄地充满了叫喊、怒吼和我们高唱《国际歌》的雄壮声音。

这时，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所有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周围安静异常，大家都抬头看。芭蕾舞校三楼的一扇窗户，砰的一声被人从里面用力推开了。窗口出现一个年轻英俊的芭蕾舞男演员。男演员身材颀长，皮肤白皙，眉目清朗，雪白的衬衫，衣扣全部敞开，露出宽阔的肩膀和发达的胸肌。他显然经常扮演王子的角色，形象非凡，气质逼人，充满自信。他双手叉腰，立在三层楼窗口前，居高临下，兴致勃勃地俯视我们。看到我们被围攻的惨相，他突然仰起头来，发出一连串气势豪爽的哈哈大笑。笑声是那样欢快，那样愉悦，那样得意扬扬，又是那样震撼，声浪震得我们耳鼓嗡嗡作响。

这一幕可惜不是出现在芭蕾舞舞台上，不是出现在记录历史一刻的纪录片上，只是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山呼海啸，直至今天。

（三）

对联辩论只维持了短短数日。8月18日，**在**城楼接见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我们在**广场站了整整一夜，终于见到伟大领袖本人现身。他身穿草绿色军装，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城楼西侧高高的城楼上，居高临下，向我们挥手。**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一幕，宣布了红卫兵的彻底胜利。**对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说：“要武嘛！”

领袖一句话，掀起了红卫兵打人杀人的暴力狂潮。

北京师大女附中因此改名为要武中学。要武中学女红卫兵的暴力，当时在北京的中学中是出了名的。她们最早打死了自己的校长。“文革”初期，北京师大女附中打死的人是破记录的。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情。我们学校附近的北京女三中，也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女三中的红卫兵女战士打人绝对不逊于世界上任何残忍的男性。女三中德高望重的校长就是被她们活活打死的。

为了报复工农子弟对革命对联的冷漠和反抗，红卫兵小将把周围胡同的“小偷流氓”全部抓了起来，拷打和审讯。校园里充满了小偷流氓的哀嚎声。被抓获的小偷流氓，几乎百分之百是工农子弟，或城市市民的子弟。许多被打死的小偷流氓，甚至不必通知家属，直接被卡车拉出去火化了。拉出去的尸体，无一不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红八月”堆积的尸体中，有校长，有老师，有地主、资本家等，也有周围胡同里所谓“小偷流氓”的工农子弟们。

各校红卫兵战士，手捏皮带，寻找下一个打击的目标。从“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到抡起皮带扬铁棍，打死老师打流氓。最后，定格在旧社会残存下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他们不是还活着吗？他们的家还在，财产还在，他们的子女还在，气势还在。名义上，打出的旗号是破四旧，立四新。其实，很少有红卫兵成员能具体说出四旧是哪几项，四新包含什么内容。红卫兵的眼中，只有蠢蠢欲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需要消灭的阶级敌人。

当时，最经典的红卫兵形象，是一名剃了光头的妙龄美少女红卫兵。她手拎彭德怀皮带，脚下跪着一个脑袋开花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鲜血横流，丢魂丧胆。所谓彭德怀皮带，就是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五十年代，解放军史上第一次对解放军军官授衔时，给少将以上的军官配有水獭皮帽，呢子军服，皮靴和极宽的牛皮皮带。这种牛皮皮带是仿照苏军制式。皮带既宽且沉，顶头的铜扣粗大坚硬，棱角尖锐。据说，当时有女红卫兵抡起彭德怀皮带，只一下，铜扣落下，地富反坏右分子头骨破裂，当场死亡。由此可见这种皮带威力之巨大。

与继续不断落网的小偷流氓一起，押送进学校红卫兵总部受审的灰色身影变得苍老落魄了。很多已经无法自行行走，需要像拖死狗一般，被两个红卫兵拖拉着去审讯。

我参加了捉捕小偷流氓的突袭。天色昏暗，红卫兵突然集体出动，按照已经核实的地址，撞开房门，直接进屋，把小偷流氓从被窝里抓出来，送到学校拷打鉴别。小偷流氓的名单，大部分都是当时所谓的街道积极分子提供的。

（四）

一天下午，红卫兵总部接到消息，一个大地主兼大资本家夫妇，半夜三更偷偷把大量金银首饰倒入下水道，造成下水道阻塞，引起周围群众怀疑，今早终于被揪出来了。那个临时设在地主兼资本家家中的据点急需支援。当时我正好在总部附近，高年级学生的总部负责人招手叫我过来，临时组织几个红卫兵，由我带领，紧急奔赴那个据点支援。

地点离学校不远，在只隔几条胡同的福绥境一带。据点已经被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的红卫兵占领了。我带着几个红卫兵，作为支援，正式加入她们的行列。